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十周年慶研討會致詞

歡迎大家來參加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簡稱CfCC）十周年慶「中國研究典範之台灣與國際觀點思辯研討會」；約十年前，由於中國大陸國際政經地位迅速提升，對台灣影響越來越大，本校部份同仁推動並落實成立校級研究中心，就相關議題加以研討，是台灣研究型大學中第一個以社會科學跨學科方式，著重當代中國與兩岸關係議題的研究中心與教學團隊。CfCC的目標，除了透過研究與教學（中國研究碩士班學程）積極培養台灣的中國研究人才之外，並努力整合現有人力，設定重要議題，推動研究計劃，彙集研究成果，以期開創出具有台灣觀點與國際視野的中國研究。除深化研究內涵外，也協助台灣社會了解臥榻旁的巨人；CfCC在十年來累積了相當能量，等一下會有CfCC所出「權力資本雙螺旋」新書發表會，該書為CfCC的同仁近年來集體研究成果的呈現，可看出CfCC十年有成，可喜可賀。

中國大陸對台灣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既接近又遙遠；如果說，二十世紀後半期迄今，人類社會有什麼重大社會工程，恐怕多與中國大陸有關，在最近出版的「方勵之自傳」中，可看到1949-1989年，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份子的遭遇；方勵之與其夫人李德嫻女士原同為北京大學物理系「三好」學生，獲准參加共黨，在共黨「鳴放」時期，動念上書領導有所建言，雖未來得及發出「建言書」，仍先後被打成右派，備受折磨；方勵之輾轉被分發到科技大學任教，由於被判定成份不佳，首次發表論文不得以真名發表，其後更因投稿需經政治審查通過，連發表的機會都喪失了。同時方、李在1962年合譯的Leonard I. Schiff 所著「量子力學」（Leonard I. Schiff：Quantum Mechanics），正巧是我唸大學物理系時常用參考書，也因政治原因，遲遲到 1980年才得出版。

由於方、李均為物理學家，他們的遭遇多有與基礎物理衝撞的地方，描述起來，令人印象特別深刻；一是「大躍進」時期，方所下放農村，在好年成時，小麥畝產量可達四百多斤，但被視為權威的「人民日報」荒唐地報導其他不同地方畝產量從兩千斤、一萬斤節節上升到五萬斤，而根據物理學家錢學森的計算，畝產量還可以「大躍進」，被大肆宣揚，而錢學森的計算其物理根據是錯的，但因為作者是毛澤東首肯的，「論文」的結論是支持「大躍進」的，沒有人能有批評的自由，而使偽科學牽動著對十億人口有重大影響的政策。

二是方在從事宇宙學研究初期，出了一篇標題有「宇宙解」的論文，遭到嚴厲的批判，理由是「馬克思主義已解決了所有宇宙問題」，恩格斯的「宇宙解」是根據牛頓時代的宇宙學中兩條最淺顯的假定，而成了「無產階級宇宙學」，現代宇宙學則是「資產階級宇宙學」，是「偽科學」，「宇宙沒有甚麼數學解、物理解，但有哲學解」，「可學的宇宙觀即是對科學的專政」，幸好在文革末期，意識形態專制的震懾力逐漸削弱，使研究得以持續下來。

三是方在合肥科大「下放勞動」、「再教育」中，被調去磚廠燒磚，製磚廠人員，除一名真正的製磚工人外，其餘都是被專政者，黑八類，而製磚工人掌握著「看火候」關鍵燒窯技術，但實際只要一支測光溫度計即可做得更好；再者由於恩格斯認為「一切自然科學都是由於生產勞動需要才發展起來」，一個工廠比二十所大學重要，所以方在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中，被派到北京照相機廠，利用簡單物理方法，控制鍍膜厚度，證明物理學符合馬克思主義，是生產勞動中的一種需要。

另一方面，方在書中提到毛澤東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大學）統治」、「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實際上是國民黨」，一再貶抑迫害知識份子；又因為毛說「大學池淺王八多」，所以在1970年，因畏懼蘇聯攻擊，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北京所有大學被迫遷出北京，科大曾陷入沒有地方肯接納的窘境，最後才落腳合肥，成為「合肥科大」，饒有趣味。

方先生的自傳，對大陸知識份子的遭遇有系統化鞭辟入裡的剖析，可惜到其出亡後劃下句點；對於過去約四分之一世紀大陸知識份子境遇，個人僅零星看到一些報導與敘述或評論文章，很希望能從其他資料中得到補白。近閱「權力資本雙螺旋」以及余杰先生所著「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兩本書中，都似乎缺了這一塊，

由於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政經社會變化規模之大、速度之劇史無前例，很難預測其發展；對台灣來說，大陸與香港市場占了台灣出口商品四成市場，而且台灣大幅出超，台灣人在大陸投資至少一千億美金，每年台灣大陸雙向旅客都超過兩百萬人次，台灣人在大陸工作者達數十萬人；如果中國大陸經濟持續朝正向發展，牽動的政治、社會情勢變化仍難以預料；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中國大陸經濟停止快速發展，政治社會不穩，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必然會承受很負面的影響；本星期二，清華「亞洲政策中心」主任，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司徒文博士（Dr. Bill Stanton）以「亞洲崛起，美國衰落了嗎？」（As Asia Rises，Is American in Decline？）演講；一個主要論點是未來最佳的情況是中、美在大體合作下，各自正向發展，但並不容樂觀；台灣在中、美兩大國競合之間如何自處，需要智慧與見識，也可看出當代中國研究重要性。

如果研究是為「經世濟用」的話，當代中國研究除能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自然希望就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揮影響力，這部份恐怕「知易行難」；美國最近發生國會大刪「國家科學基金會」政治學門經費事件，可見學界力量薄弱；台灣學者對本地政治發展的影響力也似乎相當微弱，寄望於與對岸「公民對話」則顯得縹緲，如何能以精闢具體研究成果影響兩岸關係發展，是需要思索以及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