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通識講堂致詞

很歡迎大家來參加「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通識講堂；今天活動也是台北「金萱會」會外會；臺北「金萱會」是國立清華大學推動創辦的「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學術系列沙龍，有意追隨哈佛「紅粥會」和京都「蟠桃會」的腳步，立足台灣，面向全球，希望成為國際國內文史學者以文會友的一個高端的交流場域。今天邀請國際和兩岸詩歌欣賞與研究領域頂尖學者與專家，講述心得，分享研究成果，描繪一幅「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生動地圖，跨越時空，實為難得盛會。

「詩」一般了解，是以簡潔的語文表達深長的意義、深刻的意象，發抒情感與情懷，敘事描景；胡適先生在「談新詩」一文將「新詩」對舉於舊詩，泛指五四以來的詩作都叫做新詩。有人將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的新詩發展稱為「現代詩」或與「現代主義」相關的詩。如此「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有古典詩、新詩到台灣現代詩的階段。

古典詩常有一定的格式與韻律，《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至春秋五百年來的詩歌305篇；「詩六義」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經作品體裁的區分，賦比興是詩經的作法；鐘嶸「詩品」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在《詩品序》裡，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爲用；朱自清先生說「詩」是精鍊的文字，鐘嶸評漢末古詩：「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因為所詠的幾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說的，卻不是人人口中筆下所能說的，而又能夠那樣平平說出，曲曲說出，所以是好。

中國文學以「唐詩」「宋詞」並稱，唐朝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名家輩出，是古典詩發展的高峰，清康熙年間奉敕編校《全唐詩》，「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宋朝的文學代表是詞，但「全宋詩」收錄超過二十五萬（254,240）首詩，凡九千餘人，而「全宋詞」收錄約兩萬闕詞；蘇軾詩在「全宋詩」中收2814首，詩中「鄉」字出現89首，「夢」字出現200首，於「全宋詞」中收366 闋，詞中出現「鄉」字有20闋，「夢」字出現77闋；陸游活到八十五歲，詩有萬首；最熟於詩律，七言律尤為擅長。所以宋朝並不乏作詩的人，但成就很難高出李白、杜甫等人，魯迅就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有云：：「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較為公允；另一方面，胡適與朱自清等人認為宋人的七言律實在比唐人進步，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他從近世詩人喜做宋詩中發現了宋詩的長處就是作詩如「作文」，而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傳統認識中宋詩如此的「文章化」是它的缺陷性特徵，是宋詩不如唐詩的一個主要理由。

據1922年「新詩年選」編者有云：「戊戌以來，文學革命的呼聲漸起。至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而新詩在文壇以立。」朱朱自清先生在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胡適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個人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據朱自清先生觀察，1928年出「時代新聲」選本時，新詩已冷落下來，到「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編選時最主要感想為：「早期新詩理勝於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編選大半是歷史的興趣，說不上什麼榜樣」，「為了表現時代，我們只能選錄那些多多少少有點兒新東西的詩」，「『新東西』，包括新材料、新看法、新說法，總之，是舊詩裡沒有的，至少是不大有的。」在導言最後：「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民國時期五四運動推廣白話文，不少人開始創作新詩，打破了以往詩詞對格律的限制。相較於古典詩，新詩在形式和內容的表達上有了更多發揮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新詩大家徐志摩認為新詩也應當要有一種節奏、一種韻律，能夠朗朗上口，並且能體現出作者的思想與情感，這樣的主張便是所謂的格律體新詩，他的名作「偶然」、「再別康橋」都是格律體新詩；另一方面， 白話文是「我寫我口講」，較平實易懂，但普羅大眾對古典詩的熟悉度甚至喜好度似乎遠勝新詩，很多人可以從李白、杜甫起數出一長串古典詩人與其作品，但對新詩相對陌生，除胡適、徐志摩作品較為人熟悉，大家能朗朗上口的新詩就很很少了，「何以致之？孰以致之？」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設想一、兩百年後，大家應仍會對數十甚至上百首古典詩吟詠不已，新詩會有幾首呢？

台灣現代詩是今天雅集重要主題，本人必須要承認所知極為有限，在我讀中小學時代，國文讀本中是不見台灣現代詩的；去年清華請我在新竹中學時的學長詩人鄭愁予先生來擔任客座教授，了解到他的新詩「歸人」已收錄到高中國文讀本中，這應是非常正面的發展，對大多數未刻意或有機緣與新詩接觸的人，正規教育是很好的開始，今晚盛會將是我的補課之旅。就文學歷史發展來看，正如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有云：「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在「宋元戲曲考」中說：「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台灣自一九五零年代中期以還，遠離戰亂，漸無政治肅殺之氣，經濟步入小康，據被郁達夫譽為與朱自清齊名的散文大家冰心女士在「文學家的造就」一文中說：「文學家要生在中流社會的家庭」，「自然生在豪富之家，有時奪于豪侈利祿，酒食徵逐，但是生在貧寒家裡，又須忙於謀求生計」她引Dostoyevsky說法，大意是：「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自認可以與屠格涅夫（Turgenev）寫的一樣好，但必須急求完工得錢，所以力有未逮」，我國素有「文窮而後工」，「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要亡國，要顛沛流離才能寫出好詩詞，李後主、李白、杜甫、蘇東坡等都是顯例，但穩定的生活，沒有俗務羈絆，確實有利文學發展，台灣以約一甲子的時間，大部份文人都不虞溫飽，具代表性的現代文學是什麼？現代詩有希望嗎？尚望諸位方家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