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敘述」研討會致詞

本研討會的源起是因為今年清華大學由人社院提名，而經審查委員會一致通過頒予金庸先生名譽博士，人社學士班蔡主任與中文系劉主任建議配合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盛典，與歷史所合辦「歷史與敘述」研討會，以表慶賀。當初是期望有最具影響力華人作家美譽的金庸先生能共襄盛舉，不意金庸先生因健康狀況不克來台領獎。雖然最後決定將頒授典禮改於本月十九日在香港舉行，但辦理研討會的計畫不變，有呈示金庸小說在文史傳承發展中的地位重要意義，很高興能恭逢盛會。

清華大學於明民國十四年成立清華國學院，自四大導師以還，史學大師雲集，在史學界建立起屹立不搖的地位。王國維、 梁啟超、 陳寅恪等鴻儒揭櫫「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王國維先生紀念碑銘」有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我國素有春秋史筆，亂臣賊子懼的說法，要以發掘真相，求真實供鑒誡。梁啟超先生有言：「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另一方面，近世著名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y），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因此，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有各自的詮釋。在專制時代，湯武革命是否「弔民伐罪」，商紂是否「酒池肉林，暴虐無道」，評價是否公正客觀讓人存疑，秦始皇「焚書坑孺」，豈無「藉政治黑手統一口徑」之心；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司馬遷在殘暴的漢武帝虎視眈眈下修史，能把漢高祖劉邦寫的血肉真實，殊為難得，想必也有難言苦衷；司馬光撰「涑水紀聞」，在宋太宗子孫當朝之際，就「燭光斧影」公案難免有為尊者諱之嫌。「漢書」開創了斷代為書的先河；「斷代史」由史官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但蜀漢亡而徵入西晉為著作郎的陳壽編寫「三國志」，尊被迫禪讓給晉的曹魏為正統自不為奇；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全毀，抽毀，剜去以外，並且刪改古書內容」，以求政治正確，「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又是對史料之另一番摧殘。所幸這些史料問題，在民主自由、資訊發達社會大有改善，但「曾子殺人」，「謊話講一百次，會讓人以為是真的」，在現代社會也屢見不鮮。

本研討會以「歷史與敘述」為名，點出歷史分記述史實與研究敘述兩部份。這也是歷史迷人處，每個人、社會、國家、甚至人類與宇宙萬物，都有過去，都有歷史。即使以人類有文字記載以後時期為分界稱歷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向來史家所寄。歷史有必然卻又充滿了偶然，大家都常問，我們所讀的歷史是否是信史，真相為何？是否有定論？歷史有長久的合理性嗎？歷史發展是否具有規律性？歷史是循環的嗎？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歷史的教訓有用嗎？讀史能使人明智嗎？一連串的問號，都可有膾炙人口，正反不同說法。尤其有趣的是，人人可插嘴，本人一向對歷史學者最為敬佩，因為歷史學者要功成名就，必須藝高膽大，方能殺出重圍。

歷史的敘述可有多種形式，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對其背景時代以及人物都有很深刻的刻劃，其影響可能比正統史家所言更為遠大。熟讀金庸先生小說「越女劍」、「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鹿鼎記」、「書劍恩仇錄」的讀者，對范蠡、西施、北宋時代大理國、契丹族、成吉斯汗、南宋襄陽守將、朱元璋、崇禎、袁崇煥、康熙、吳三桂、乾隆不免有新的觀感。金庸先生在後期，也多有改寫之舉，似是提醒世人，不可照單全收。據了解，金庸先生改寫重點在邏輯性與合理性。這也說明歷史研究，除發掘史實外，敘述邏輯性與合理性的掌握，也很關鍵。另一方面，從不同角度看歷史，饒有新意，也會讓人欣於所得，沉吟不已。最近我閱讀大陸作家李開元所著「秦崩」一書，提到漢高祖比秦始皇僅小三歲，他們有四十七年是並存於世的幾近同齡人，秦朝歷時十五載，秦始皇死後三年而崩，楚漢相爭不過四年，項羽自刎烏江，僅得三十歲，李斯聰明一世，年過七十歲，仍參與合謀易儲，不二年被腰斬於咸陽，趙高深受秦始皇器重，主謀沙丘之變和望夷宮政變，沙丘之變不滿三年，「指鹿為馬」，並誅秦二世迎立子嬰繼位，子嬰即位五天後趙高與家人同遭處死，讓人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之嘆。杜牧阿房宮賦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歷史興亡衰替有如此者。

學歷史講求史料證據，人類發源可上溯近百萬年，文字發明迄今只有幾千年時間，在有文字以前，要了解史前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考古學。甲骨文的出土，促進了各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和古文字學等領域的深入研究。王國維先生利用甲骨文的實物資料證實了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對商朝的記載，即自商湯建國到商紂滅亡，有三十一王，歷經六百多年；同時，也更正了一些《史記》中的錯誤。而目前在清大擔任駐校作家的岳南先生正是能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進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並在讀者、考古及歷史學家中引起注目的知名作家。從敦煌石窟到漢墓，從定陵到秦兵馬俑坑，從大國衰榮到滄桑歷史……，先後出版的《風雪定陵》、《萬世法門》、《復活的軍團》、《日暮東陵》，及《尋找北京人》，深受讀者歡迎。其中《復活的軍團》和《風雪定陵》被譯成日、英、韓、德等國文字出版；《風雪定陵》獲一九九六年《中國時報》開卷版 「十大好書獎」，銷售量高達十七萬冊以上，勤於筆耕的他，為讀者在古今交織與中外錯綜的敘事宏構裡，重現古帝國文明。今年六月時報出版社出版岳南先生《南渡北歸》，是以民初到內戰時期知識份子遭遇為主題的巨作。時報出版社為本套書所出專刊中，列舉二十八位學術大師，其中至少有十九位為清華人。從一個清華人的觀點來看本書，感覺處處皆見清華人，遍地皆為清華事，情節扣人心弦。岳南先生有意以三年時間，撰寫「梅貽琦大傳」，兩岸清華共同永久校長行誼，在岳南先生史家筆下將得以廣為流傳，是所有清華人所深切期待的。

在《風雪定陵》與《南渡北歸》中，清華人因歷史敘述而下場悽慘的所在多有，而歷史公案往往由政治需要論斷，牽涉之人甚至因而慘遭奇禍。如清華激進教授吳晗，在共軍進佔北京後，曾奉命接管清大，後任北京市副市長，先是應毛澤東鼓勵，頌揚明朝諫官海瑞直言敢諫，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卻因為《海瑞罷官》劇作而被當權者批鬥，最後不得已在獄中自殺，家破人亡。另外，太平天國領袖李秀成是忠是奸，各方引經據典，爭辯不休，最後由毛澤東號稱「鐵證如山」拍板定案。政治干涉學術橫行，益發彰顯陳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貴。可悲的是，陳寅恪先生不能見容於當道，晚景悽涼，在文革批鬥中，滿腔悲憤離世。「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清華人「典型在宿昔」，當惕厲奮發，承先啟後，光大前人嚴肅治學精神，為往世繼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