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材料科學學會「院士論壇」致詞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院士論壇」致詞

很歡迎並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論壇﹔材料科學學會成立於1958年，對推動材料科技發展，貢獻良多。喜見數十年來，材料科技在各方面均有長足進步，蓄積相當的能量，而材料科學學會在其間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功不可沒。記憶所及，在我參加材料科學學會三十多年來，這是學會第一次以個人冠名舉辦論壇，承蒙學會特別抬舉，本人深感榮幸與感激。

這次論壇舉辦的機緣，是本人已年屆七十歲，依教育部規定，將於明年二月一日自教育部教師名冊中除名，雖然日前我蒙清華校方聘為「研究講座教授」，未來將可繼續在校從事研究工作，留在材料研究前線，與各位並肩共同為提升水準努力。但從擔任三十九年半的教育部聘任教師退休，也算是人生一大里程碑，回首來時路，當然感慨萬千﹔ 約半年多前，吳文偉教授談及有幾位昔日門生故舊，有意向材料學會提議，在年會期間，舉辦一項論壇活動以誌紀念﹔由於歷年來我在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參加過多次類似的活動，既有學術性，能邀集多位重量級學者聚於一堂，發表寶貴研究心得，也是與門生故舊相聚的好機會，所以表示同意，也慶幸此提議得到材料學會的支持，而於今天順利舉行。

論壇主要是由我的第一個博士生鄭晃忠教授與吳文偉教授共同規劃，呂明諺教授全程協助，也感謝材料學會與清華材料系全力支持﹔在前後一整天的議程中，安排了十場演講，首先很感謝杜經寧、王康隆、王中林院士做頭三場的演講。杜院士是我三十六年前在康乃爾大學開始研究金屬矽化物時，即以該領域巨擘身分開路並不吝合作研究的老戰友﹔王康隆院士是比較近期合作研究奈米線元件，尤其是自旋電子奈米元件的夥伴﹔王中林院士則是近十年研究奈米材料與元件廣泛合作的對象，同時也是我的博士生在科技部「千里馬」計畫支持下，到美國進修的主要接應團隊的主持人，據統計，受到調教的「千里馬」前後共有八位之多。兩位王院士這次都是遠道而來，隔兩天都要飛回美國，隆情高誼，至為銘感，其他七位講者，都是多年故舊或得意門生，共同特色是研究卓越，我也要深深感謝，他們能應邀共襄盛舉，令今天的論壇格外生色﹔同時如吳文偉教授所說，由於時間限制，當初所排出陣容的許多好手強棒，今天無法上場，但仍非常感謝各位願意捧場，相望能另找時間共敘﹔這裡我要特別一提的是何志浩教授，今天遠從沙烏地阿拉伯來參加論壇。何教授是花蓮人，在花蓮大家熟知「好山好水好寂寞」的意義，我去年應何教授之邀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老王大學(KAUST)，知道在一片沙漠中工作，也頗為寂寞，但有一流的師資設備，待遇則極佳，具有相當吸引力。同時我原來的博士後研究員陳智彥博士以及我在大陸唯一共同指導的博士生金星博士分別專程從美國與杭州趕來，也是我要真忱致謝的。

剛才承蒙彭裕民理事長、嚴大任主任以及彭宗平教授開場多有溢美之詞，在此一並致謝﹔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盛會，同時祝大家身體健康、一切順利。

推動台灣「材料基因組計畫」芻議

推動台灣「材料基因組計畫」芻議

2016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致詞

很高興參加今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盛典，材料科學學會是我從1977年自美返國任教後一直積極參與的專業學會，自1980年初期，擔任理事，1995-1999年擔任理事長，1992-2003年任國際期刊「材料化學與物理」主編﹔近年來，雖逐漸淡出，因繼續擔任學會榮譽理事，對學會活動仍維持相當的關注，學會如有須我盡力的地方，當義不容辭﹔很高興看到材料科學學會一直保持欣欣向榮的風貌，服務國內廣大的材料社群。

材料科學學會成立於1958年，比世界第一個材料專業系所-美國西北大學材料系-還要早兩年，在許多先進努力之下，讓政府體認到材料科技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因而於1978年制訂的「科技發展方案」中，明定「材料科技」為四大重點科技之一，對國內材料科技研究與教學發展上發揮了相當的推力，也讓社會對材料科技的重要性有所了解﹔約四十年的今天，國內材料界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累積了可觀的能量，回首來時路，學會與同仁都可以對現今的成就為傲。

另一方面，伴隨世界與台灣政、經、社會情勢的急遽變化，國內材料界也面對極大的挑戰，這包括研究是否卓越，教學是否因時而進，對產業進步的助力與是否有關鍵的貢獻等，各方面均有更上層樓的空間﹔對學界來說，近年來面對研究經費緊縮，研究人力數量的減少與素質的降低，也造成很大的困擾，目前處境可謂相當艱困，影響所及，對整個材料界發展環境非常不利。

材料界面對目前的困局，整合與合作是必須要採取的策略。材料科學學會多年來發揮專業學會功能，在此時此刻，我個人認為一個可能的著力點，是參考美國所推動的「材料基因組計畫」(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在國內推動類似的整合計畫。這計畫是美國歐巴馬總統基於先進材料對於經濟安全和人類福祉的製造業至關重要，但一般來說，從新材料的發明到將材料轉移到市場，至少需要10年到20年，因此，加速發現和應用先進材料系統的步伐對於在21世紀維持全球競爭力與繁榮至關重要。歐巴馬總統於2011年6月宣布由多個補助與執行研究機構共同推動「材料基因組計畫」﹔基因體是生物的基本結構，材料的基因體，意為材料的最基本結構和特性，從此出發來開發新材料﹔本計畫主要措施是創建新時代的政策、資源與基礎設施來支援美國各相關機構得以在較少經費情況下加速實現發現 (以一半成本而讓時程加速一倍)、製造與使用新進材料，希望由推動此計畫，縮短新材料從研發到應用的時間。

由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為主席的「國家科技評議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在其「技術委員會」(Committee on Technology)下，成立「材料基因組計畫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SMGI)，經過三年多的研議，廣泛徵求眾議並舉辦多次工作坊，於2014年12月發佈「材料基因組計畫策略規畫」(MGI Strategic Plan)，認定MGI四大關鍵挑戰以及主要目地與其目標:

l  鼓勵和促成團隊合作﹔目標為鼓勵和促成整合研發、促成採用MGI途徑、與國際社群緊密聯繫

l  整合實驗、計算與理論並提供材料社群先進儀器與技術﹔目標為創建MGI資源網、助成創建精確可靠之模擬運算、提升從材料發現到佈署之實驗工具、開發數據分析方法增強實驗與計算數據之價值

l  促使共享材料數據資料﹔目標為確認落實材料數據基礎設施之最佳方式，支持創建共享材料數據資料庫

l  培育材料科學與工程學術與產業高級人才﹔目標為從事新課程開發與落實、提供整合研究經驗之機會

另對國家安全、人體健康與福祉、潔淨能源以及消費者用品之基礎設施方面的目標有所陳述。除了參與的聯邦機構提出各機構的近期措施，學術界與產業界專家們也認定九項阻礙進展的科技挑戰之材料歸類與應用。這九項挑戰包括生醫材料、催化劑、高分子複合材料、相互連結材料、電子與光子材料、能量儲存系統、輕結構材料、有機電子材料、高分子材料。附錄則記載參與的各聯邦機構，包括能源部（DOE）和國防部（DoD），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院（NIST）和國家太空總署（NASA）美國聯邦機構，之重點以及近期措施，同時列舉相關之聯邦活動等。

今年8月2日，白宮主辦了一個慶祝材料基因組計畫（MGI）五週年的活動。說明過去五年，美國聯邦機構已投入超過5億美元資源，支持這一計畫。同時發布了一系列成就和技術成功，說明在計畫的頭五年取得的進展。也顯示MGI在美國繼續如火如荼的展開。另一方面，歐盟、日本、中國大陸等迅速啟動了類似研究計劃。如歐盟以高性能合金材料需求為牽引，於2011年啟動了「加速冶金學」（ACCMET）項目， 2012年，又推出總投資超過20億歐元的「2012—2022歐洲冶金復興計劃」。日本在多所研究機構設有專門的材料設計與模擬研究中心或團隊，或採用模擬和實驗結合的方法，在多領域開展了深入的研發。比較起來，中國大陸最為積極， 2011年7月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學院分別召開「材料基因組」研討會，12月召開「材料科學系統工程」香山科學會議；2012年12月和2013年3月，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學院分別啟動「材料基因組計劃」重大諮詢項目；2014年10月與2015年2月，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分別向國務院報送了諮詢建議，獲指示儘快啟動材料基因工程研究。同時2014年後，上海市、北京市先後成立了「上海市材料基因組工程研究院」（上海大學負責，上海交通大學等6所高校及中科院研究機構參加）、「材料基因工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科技大學負責）。今年10月17日，由重慶大學領導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先進材料多維多尺度先進鑑定技術」啟動，並建立先進材料基因數據資料庫。

在國內，產業界，尤其是製造業，同樣對加速材料開發時程有殷切的需求與盼望，推動類似MGI的計畫，應是切合社會與材料界的需要，材料學會應是最適合主導的機構，本人謹此提出呼籲，儘早成立專案研議小組，還希望材料學會各先進審慎考慮，是所至幸。

「第一屆國際高熵合金材料會議」開幕典禮致詞 (中英文)

「第一屆國際高熵合金材料會議」開幕典禮致詞

我很榮幸能有機會在「第一屆國際高熵合金材料會議」開幕典禮說幾句話。身為清華大學的資深成員，我首先要歡迎大家來參加盛會。「高熵合金材料」這名詞，在不久以前，即使是對材料科學學者而言都很陌生，如今我們得以在此地舉辦有眾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參與的國際會議，見證了一個學術新地景的誕生。事實上，高熵合金材料領域在近年漸趨興盛，這可由今年五月知名的自然期刊以一篇名為「金屬混合學-將金屬混合產生強度高、韌性佳與延展性優的合金﹔材料科學交創造下世代具有優良特性的混合金屬」以兩頁篇幅做專題報導，可見其發展的盛況。

清華大學是此新領域的誕生地之一，也因此以主辦「第一屆國際高熵合金材料會議」為莫大光榮。本人亦有幸親身見證新奇「高熵合金材料」觀念的發展。大約在二十年前，我在清華大學材料系很受人敬重的同事葉均蔚教授開始有「高熵合金」的想法，當時並不能為得到材料學界廣為接受。由於大家了解葉教授是個很有創意的科學家，因此不至於立刻拒斥其想法，但由於此新奇觀念與傳統冶金學認知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也有困難得到嚴肅對待。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合金的強化機制中，如固溶強化、析出強化等，一般了解如加入太多其他合金元素，材料通常會變脆而失效﹔第二、以材料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相圖」而言，科學家對三元以上「相圖」瞭解很少，因此在研究上常遭遇很大的障礙﹔第三、材料多元相與各式缺陷交互作用的鑑定極為困難，不易建立結構與性質的相互關係，因而對材料的了解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第四、合金元素中，除基本金屬，如鐵、鋁、銅等較便宜，有許多相當昂貴，如果大量使用，將會讓成本大幅增加，恐不符成本效益。這些考量都有其相當根據與道理，也是一般學者對發展多元素材料的疑慮，我們很高興看到，即使遭遇多重困難，目前「高熵合金」已演化成一個充滿前景的領域，如今科學家們已成功製作許多具有特殊優良性質的「高熵合金」，整個領域有相當大的進展，而可期待在未來會有令人興奮的新發現。

另一方面，新領域未來也面對很大的挑戰﹕首先是包括多種元素的複雜系統可能提供過多的可能性與選擇，材料科學理論計算變得極為緊要。遺憾的是，在這方面，有足夠經驗與訓練解決問題的學者與學生嚴重不足﹔其次，過去學者們研究重點集中於結構特性，而對於功能特性，如電子與磁性特性，較為忽略﹔最後是希望能夠讓目前限於實驗室產品的狀況，能由改善成本效益，擴大規模，打入市場，促進產業進步，創造經濟價值。很明顯的，未來需要更多努力，才能充分發揮潛力。

最後，我要再次表達我的歡迎之意並向各位對此領域的卓越貢獻致敬。希望大家享受你在清華大學開會的時光並帶回許多新觀念回家，未來能讓領域更上層樓，同時我也要祝大家在此困難領域的研究上好運。

Opening Remark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Entropy Materials

I am very pleas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is important occasion.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let me also welcome you to take part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Entropy Materials. Until very recently, not many materials scientists, not to say general public, have heard the words of high entropy materials. The fact that we are now hold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opics with many prominent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travelling from afar and reporting new discovery and exchanging of the new ideas testifies to the birth of a new landscape in materials science. Indeed, the field had ben flourish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highlighted by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subject with the title: Metal mixology - Mixed-up metals make for stronger, tougher, stretchier alloys: Materials scientists are creating next-generation mixtures with remarkable properties“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 Nature in May this year.

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he new field, NTHU is proud to host the Conf. I myself was privileged to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idea with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 About 20 years ago, when my respected colleague, Prof. Jiun-Wei Yeh, started to toy with the idea of mixing a number of metallic elements in equal amount together, there were very few believers. As Prof. Yeh was known to be rather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he could not be dismissed outright. Nevertheless, it was difficult to take the idea seriously since it is rather outlandish form traditional metallurgy mindsets. First of all, among the hardening mechanisms for alloys, such as solution hardening and precipitation hardening, it was not too prudent to add large amount of alloying elements so that the materials would become brittle and useless. Secondly, we had very little knowledges of phase diagrams, considered to be indispensable tool for materials research, beyond ternary phase diagrams. Thirdly,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multiple phases together with interactions of crystalline defects are daunting tasks. Therefore, to establish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s is more likely to be elusive. Fourthly, it may not make much economic sense since many of the alloying elements are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the basic metals, such as Fe, Al and Cu. However, despite these legitimate concerns,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high entropy alloying evolves into a promising field. Today, many high entropy alloys with remarkable properties have been produced.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nd exciting new discoveries are expecte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hallenges apparently lie ahead for the field. To start with, for complex systems involving many elements with perhaps too many possibilities and choices,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is apparently in urgent need. It is to our regret that in our community few scientists and students nowadays have been trained and in possession of the sufficient skills to tackle the enormous tasks efficiently. Secondly, the field has placed emphasis on improving structural properties with much less work devoted to developing alloys with specific functional properties, such as electronic and magnetics properties.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o show commercial value so that it can move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market place, which in turn, to advance the industry and impact the economy. Apparently, much more work has to be done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field.

With that, I wish to welcome all of you again and congratulate you on th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It is my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the stay and bring back many fresh ideas back home and work to the further advance of the fiel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ish you a great deal of luck in your work in this difficult field.

「一代斯文-他們眼中的梅貽琦」座談會致詞

「一代斯文-他們眼中的梅貽琦」座談會致詞

首先我們要歡迎四川傳媒學院劇組精心規劃的「一代斯文」話劇到新竹清華大學演出﹔弘揚光大兩岸清華永久校長梅校長的精神與教與理念是「清華人」的責任，四川傳媒學院「一代斯文」話劇將在這主軸線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所以也是我們要深為感謝的。

梅校長一生奉獻給清華，在兩岸清華擔任校長二十四年期間，以全副心血發揮才智，奠定了北京清華與新竹清華在兩岸分別成為數一數二名校的基礎和聲譽。很值得欣慰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所發布的大中華地區上千大學排名，北京清華大學與新竹清華大學於2014、2015連續兩年分居第一與第二，而以人均值來看，新竹清華大學於學術表現與專利發明則為第一。加上清華成為華人地區唯一擁有在大學或研究所接受完整教育的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即華人中最先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和楊振寧先生以及最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先生的大學，都出在梅校長任上。正如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執椽祭文中所云：「人才之盛，堪稱獨步全国，貢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實耕耘者心血之所傾注」。

新竹清華大學曾於2012年十月舉辦為期兩天的的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會中除緬懷梅校長事蹟行誼，並就與其辦學理念契合的主軸，包括通識教育、體育教育、全球化、學術自由與校園民主、大學的學術基礎與發展、人文教育與大學精神研討，在追念一代學人風範之際，冀能激勵清華在未來的前瞻發展。而紀念文集也由清華出版社發行，很值得大家參考。另外也很高興要向大家預告，本校前駐校作家，也是大陸之作家岳南先生歷時五年撰寫的「大學與大師

 ――清華校長梅貽琦和他的時代」六十萬字的初稿已經完成，預計在今年底或與明年初分別在大陸與台灣出版，據岳南先生自述﹕「就該著的形式與創作內容而言，目前所能見到、查到的材料，幾乎一網打盡。以後或許有新的材料出現，並有超過該著作者，但可以相信的是，近期不會有了。這是作者值得欣慰的地方，也是當代讀者視為幸運的地方。」是很值得期待的。

今天的活動是在四川傳媒學院劇組到新竹清華大學演出「一代斯文」話劇之際，

主題是講員眼中的梅校長，所以我想就所看到的「一代斯文」話劇光碟片幾個場景有所發揮﹔

一是梅校長為何離開大陸，最後得以輾轉來台創建新竹清華大學，劇中有梅校長對教務長吳澤霖對話，大意是梅校長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這也是一般的了解﹔但梅校長自由民主理念，與共產極權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在北京治校期間，校務備受由中共指揮的職業學生不斷的鼓動學潮，無所不用其極﹔梅校長雖基於職責，盡力保護學生安全，但對其作為是十分不以為然的。為政治學潮罷課事件，曾採取斷然措施，於民國25年6月29日，給發動罷課風潮和阻撓考試，並“違反校規，不知悔改”的「救國會」頭頭和成員予以嚴厲處分。開除4人學籍； 12人各記大過二次；1人記大過一次。

另一方面，抗戰復原不久，國共內戰隨即展開，由中共指揮「反內戰」、「反飢餓」、「反美帝」等學潮再度轟起﹔梅校長既痛心於復員後興起之全國騷動，又感多年抱持之大學教育理想再次破滅，頻頻與教育界人士聯名發表對國是之呼籲，希望國人明辨是非善惡，珍重國家民族前途，配合世界局勢，避免無謂之叫囂，與擾亂社會治安、動搖戰後人心望治之群體活動。但終因大局扭轉，無補於事，他於1945年，談時局與學校將來問題﹕「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將更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盼短期內有所解決，否則非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後來果然「漸乃認定畢生辦學之理想，至此皆成為絕無可能之幻想。……先生之慨歎者屢矣。」

劇中另一具有張力的場景是梅校長與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對話，雖有激烈爭辯，但也看出陳立夫對梅校長的尊重﹔這也與從各種記載，梅校長與國民黨政府一直維持良好關係的觀點一致，尤其蔣介石先生長年對梅校長備級禮遇，相互之見「道同為謀」成分一定不少。

其二是有關聞一多部分，聞一多是一位優秀的學者、詩人，由於被特務刺殺，在大陸是頗有聲望的「民主鬥士」，但在西南聯大後期在政治上變得非常偏激，與潛伏學校的職業學生合流，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在劇中「一二、一事件」場景中與傅斯年的正面衝突只是一端。梅校長對教授、學生的政治理念，從不干涉，但對聞一多當時的言行，是相當嫌惡的﹔如在日記中記有其未在場的昆明聯大校友會有“話別”會中﹕「由聞一多開謾駡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批評，對於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可嘆的是只隔了兩個多月，聞一多就被國民黨軍警特務暗殺于昆明西倉坡居處。

最後是梅夫人為何長期滯美，梅校長與夫人韓詠華女士感情甚篤，婚後一直夫唱婦隨，甘苦相共，但在梅校長1955年起返台處裡創建新竹清華大學事宜，1958年7月並受行政院長陳誠之邀，兼任教育部長，到1960年梅校長病重，夫人趕回台灣照顧，中間約有五年時間，兩人分居台、美，由於梅校長自奉甚儉，有不肯自增在華美基金會之薪資，兩人在美生活至為清苦，尤其自梅祖彥離美回歸大陸後，韓詠華在紐約獨自生活。有記載說「因梅貽琦赴台後領的是台幣，薪水微薄，遠不能支持夫人穿衣吃飯，一生倔強要強的韓詠華開始到外面打工。此時韓已62歲，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廠做工，後轉一家首飾店賣貨，繼之經人介紹到一家醫院做護工，最後轉到一個盲童學校照料盲童，生活極其艱難。」據梅校長秘書趙賡颺回憶：「梅認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無法匯錢照料，而新竹清華校區的建設正在關鍵時刻，自己還負有“教育部長”的職責，應酬極多，心力交瘁。更為難的是梅貽琦的居處是臺北清華辦事處辦公室，沒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華原子爐建成，自己辭去“教育部長”之後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此點已我了解當時在台灣清華情形，梅夫人在清華園原應可過相當恬適的生活，是否另有考量，目前似無相關資料，也許是值得探討的。

《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新書發表會致詞

《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新書發表會致詞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 《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 新書發表會，也很榮幸受邀擔任對談人。

本書作者呂正理董事長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及化學研究所，曾任跨國企業台灣及中國總經理，現從事企業顧問工作。作者業餘研究歷史，曾於2010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另眼看歷史：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的多角互動歷史》，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2012年4月20日，清華通識講堂邀請呂正理董事長談「一個業餘史家如何用另眼看歷史」，本人以校長身分為演講開場，被業餘史家呂正理董事長評定為業餘歷史愛好者，也是今天對話的淵源。

本書為作者第二本著作，敘述1945至1999年間的東亞史，是一段日本、台灣、南韓及中國大陸分別遭遇種種的困境，卻都能經由持續的改革而先後奮起的歷史；其過程及結果塑造了你我的今日，無疑也將影響你我的將來。有別於《另眼看歷史》之通史，可謂斷代史，對正理兄、林副校長與本人而言是當代，記憶中戰後各國領導人物如吉田茂、李承晚，不用說蔣介石、朱毛匪幫等，書中重要事蹟，大多有所聽聞，甚至親歷其境，極有臨場感。

以著 「英國史」 （History of England）而享譽史學界的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Thomas Macaulay），曾列舉理想中的史學家具備的特徵，其中適合非專業史學作者包括：

一、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

在全球化時代，東亞文明日益受到注目，一部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交織歷史適時反應世人與時代需要。

東亞地區在現今世界中，佔有相對獨特的地位，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迅速的西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是世界強國，二戰後又迅速捲土重來，GDP長期高居世界第二，韓國與台灣則是世界級少數自二戰以後，得以晉身於開發中國家之林地區﹔中國則歷經動亂，改革開放後，先轉化為世界工廠，現已成為世界主要市場，GDP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目前約為落居第三的日本一倍，成為一個高度經濟發展區塊﹔從世界發展任何角度看，是非常值得注目的一個地區。

尤其如果要以一個名詞概括東亞文明，可能以「漢字文化圈」較為適切，也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共同特色是注重教育，為人詬病的升學主義，補習班猖獗，歷久不衰，但也養成許多勤奮努力、循規蹈矩、兢兢業業的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為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當然也讓人擔心是否能在講求創意創新的時代脫穎而出，當然各國各有不同發展軌跡，歷經相互間為敵友，以致競合的複雜糾葛，也是需要多加玩味的。

二、廣為蒐集重要事件資料、整理知識，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言而有據。作者與多位研究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討論驗證，力求內容嚴謹，下筆客觀、中肯。據了解，正理兄廣閱五百本相關書籍，列舉百本參考資料，尤其多所取材於與傳記與教科書，旁徵博引，甚為難得。

三、文字洗鍊，善於鋪陳，引人入勝。

從此觀點，《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無疑是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

本書跨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到上世紀末的1999年，分為三個時期﹔

即動盪 （1945-1961）、困惑 （1961-1976）、改革 （1976-1999）時期，記述分析日本、台灣、南韓及中國大陸分別發展過程與互動經過；本人在閱讀全書後，有幾點與各位分享，並就教於正理兄﹔

第一、二戰後東亞史可謂東亞強權史，前十年有蘇聯參與的重頭戲，但從頭一直到現在，從中國來講，蘇聯在東北接受日本投降，讓中共在東北坐大，是國共戰爭的轉捩點，而美國的調停，讓國軍進退失據，也讓中共能迅速席捲大陸，到1950年韓戰爆發，中國抗美援朝，美國協防台灣，讓台灣轉危為安﹔到1953年停火，此後中國一度全面倒向蘇聯，到1950年代末期交惡為止，此後中共在越戰中積極援助北越，與美國抗衡，此後歷經乒乓外交、1973年尼克森訪中，1979年中美建交，開放投資、提供市場、接納留學生等，讓中共得以大國崛起，先成世界工廠，漸成世界市場，終致陷入修習底德陷阱，千方百計想要維持美國百年霸權。期間美國對台灣予以軍經援助，以贈與、貸款、投資方式，協助產業發展，由於台灣經濟發展漸上軌道，經援於1965年停止﹔1979年，台美雖在正式外交關係上斷交，但仍維持密切的非官方關係，而美國對台灣政經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

日本在二戰後，先由盟軍，其實就是美國佔領，天皇制度獲得保留，韓戰爆發後，日本成為支援後勤基地，產業得以藉機復甦，到1964年成功舉辦東京奧運，豎立了其世界現代化強國的地位，1970年代，更挾科技優勢、以品質優良汽車及電子產品，成為世界經濟霸權，1980年代初期，「日本第一」一度成為顯學，但1985年美國主導的「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快速升值，，其後歷經「失落二十年」，地產和股價泡沫化，日本親眼目睹其經濟結束經濟起飛後快速竄升之勢，逐漸演變為緩慢增長、停止增長乃至嚴重衰退，至今仍在力爭上游。

韓國在二戰後，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南北韓分由美、俄佔領，韓戰後，南北韓仍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在停戰後美軍未撤離並且簽訂合約，於1954年起長期駐留南韓，美國也長期在經濟上予以援助，而南韓歷經政變頻仍、強人統治，經濟發展迅速，目前已成工業大國，受到世人矚目。

第二、東亞地區在1980年代以及之前，日本無疑扮演主要的腳色，早期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是雁行理論的型態，以日本為雁頭，其次為亞洲四小龍（包含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繼之以中國與東協各國（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

而中國有相當時間處於鎖國狀態，忙於各種政經運動與內鬥，十年文革浩劫後，改革開放，造就世界工廠，在轉化為世界主要市場，日本GDP長期高居世界第二，直至2010年始為中國超過﹔199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嶄露頭角，漸成為區域重心，與日本相較，消長之勢明顯。

有所就教於正理兄的是，本書跨越1945年，到1999年，共54年分為三個時期﹔所以平均一個時期約18年﹔1999年迄今，也有17年，這段時期，東亞地區無疑地又產生的巨大的變化，未來又會有甚麼演變? 以一個優秀的業餘史家而言，正理兄必然有其洞見，希望也能在此場合，與大家共享。

聯華電子講座 : 數位科技引導的未來

聯華電子講座 : 數位科技引導的未來

數位科技經數十年的發展，近年來在軟硬體方面更突飛猛進，一方面豐富、改善與繁榮人類生活，一方面在經濟、社會與政治面造成許多未來將更加劇烈的負面效應。本演講將自數位科技的歷史與發展現況談起，一窺未來的趨勢﹔分析其在現在與未來對人類社會多面向的衝擊，特別是大量白領工作被「有思考能力」的機器取代所引致普遍失業系統性問題的威脅，自烏托邦、反烏托邦以及非線性觀點，思索人類應如何迎接、調適與因應數位科技強大的顛覆能力之道。

數位科技對現在與未來對人類社會多面向的衝擊，以「機器人」（robot）為代表，但一般所謂的「機器人」（robot）不見得是有形體的機器人，而是泛指所有人工智慧軟體，具有機器學習能力（machine learning），能深入分析學習人類工作紀錄、累積經驗，繼而取代人們工作。由正面來看，數位科技的效應包括﹕

一、有龐大的商機，相關產業需求擴大，網購風行，工業機器互聯成形。

二、有助人類福祉﹕

1. 瞬時、隨地 (Smart Phone)、幾乎免費通訊 (Skype)，訊息傳遞迅速，社交媒體發達 (Facebook、Twitter) 。

2. 生活上的便捷 (查詢(Google, Wikipedia)、跨國網路交易、自動提款(ATM)、翻譯、自動通關、無人駕駛汽車) 。

3. 機器人擅長做辛苦、危險、艱困(採礦、)、無法達成(太空、深海機器人)工作，精細外科手術。

4. 教育功能，網上教學，開放式課程學習。

5. 伴侶、娛樂、虛擬實境。

三、國防、軍事用途。

四、智慧製造，提升生產力。

五、大數據分析，協助防疫、醫療建議、察覺商業趨勢、判定研究品質、打擊犯罪或測定即時交通路況等。

六、 人類壽命增長，先進國家都呈現急劇老化現象，又面臨長期照護人力等問題，由機器人協助幾乎是必須接受的選項(機器管家、看護) ，又如日本農人平均年齡偏高，也積極發展機器人從事農事。

但也製造許多嚴重問題﹕

一、大量白領工作被「有思考能力」的機器取代﹕目前世界正面臨「白領階級」員工大量被機器取代如排山倒海的趨勢，而這已是進行式。英國津大學在201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即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工作受到相當威脅，有近半工作，將首當其衝。如美國一些司法大案，原先需要動員數百位律師，以經年時間，翻查上千萬頁文件，了解相關法規判例，現在絕大多數此類工作已被電腦取代，相似的現象，正逐漸擴展到各行各業﹔機器人不再只能取代技術含量較低、重複性高、偏重勞力性質的工作了，就連白領工作也一樣無法倖免。而這不是現在受良好大學教育、努力工作的人所容易克服的困難。

二、失業導致喪失收入，消費降低，威脅經濟成長，社會安全網也消失。

三、已開發國家人口老化，退休工作年齡人口比率降低，使安養問題雪上加霜。

四、促進全球化，贏者全拿，惡化貧富不均、失業問題，影響社會穩定。

五、跨國公司更趨壯大與普遍，受租稅優惠、法規鬆綁、獎勵措施等吸引，擇地而居，政府管制與調控經濟能力降低。

六、徵稅困難，各地競以各種方式吸引所需人才，難以防止經濟移民、節稅、避稅與逃稅。

七、有顛覆民主之虞: 網路的快捷與普遍傳佈，使謠言可如星火燎原，引發社會盲動，成為煽動民粹或群眾暴力的溫床，散佈仇恨言論，形成群體極化，激化意識形態，助長政治極化、制度崩壞，社會主義、宗教偏見、種族主義乘機而起。八、倫理哲學問題﹕奴役、強迫、歧視、壓抑自主意識，半機器人(cyborg)、機器人執法。

九、道德層面﹕判斷對錯、同情心、同理心、製造有道德的生物的問題。

十、安全﹕駭客侵襲、竄改程式、有意識對抗、犯罪、 預謀以及實施叛變，避免從機器人革命演變成機器人革人類的命。

十一、便捷的行動通訊，由高頻率通訊和複雜的社群關係對大腦形成沉重的負擔，據研究，有約百分之十五的人就經常處在這種緊張、壓迫，以及無法自制的衝動狀態。媒介多靠影音，窄化和淺薄化思維模式。

十二、沉迷網際網路遊戲、群體通訊，當前八卦、小道、影視新聞為社群網路的主流，浪費有限精力資源，影響學習與人際關係。

十三、助長犯罪活動﹕如網路詐騙、提供商人製造或販賣武器資訊。

十三、宗教衝突﹕某些宗教禁止有偶像或崇拜偶像，何況製造擬人機器人，創造(生)物、造神等。

就長遠看，數位科技強大的顛覆能力將深刻影響未來世界的面貌。對於未來，在各個文化中都是充斥著引人入勝的預測，主要有烏托邦、反烏托邦的兩大主流，烏托邦出於希臘語，原意為不可能出現的地方。英語中的同音詞意為「完美的地方」，偏向對未來有美好的憧憬，一般出現於工業時代以前。中國文化中較為熟知的為文本為禮記中「禮運大同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清代李汝珍「鏡花緣」中的「君子國」等，描繪理想社會，近代則有康有為專書「大同書」，毛澤東統治下共產中國「人民公社」，雖以失敗告終，也可視為建設理想社會的一種嘗試。

在西方文化中．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著有「理想國」(The Republic)，

通過蘇格拉底闡述的觀點，建造一個理想的城市。他認為綜合了君主政體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體的自由，是最好最穩定的政體。英國政治家與哲學家托馬斯·摩爾 (Thomas More, 1478-1535) 則著有《烏托邦》一書，虛構了一個大西洋上的小島，在農業與手工業時代，小島上的國家依階級分工和公有財產的理念，發展出完美的社會、政治和法制體系。 十七世紀時，受到文藝復興浪潮，科學漸露曙光影響，英國政治家、科學家和散文作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在《新大西島》（New Atlantis）中，體現了培根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道出了培根畢生懷抱的科學改善人類生活的志向。

到工業革命時代，科技的演進，迅速改變人類生活的常規，對未來的預言，多趨悲觀，具代表性的有「反烏托邦三部曲」 (Dystopian Trilogy)，即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1950)出版於1948年的《一九八四》 (1984)，英國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著於1932年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俄國小說家葉夫根尼·薩米爾欽 (Yevgeny Zamyatin, 1884-1937) 在1920-1921年間寫成的 《我們》(We) 三本科幻小說，都根源於科技進展，政府對人民的監控能力，大為提高。

歐威爾批判假社會主義之名、行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之實的史達林主義；而其預言在之後多年中也不斷地為歷史印證，直至蘇聯共產主義於一九八零年代末期瓦解才告一段落。《美麗新世界》故事設定在公元2540年（書中的福特632年）的倫敦，諷刺新世界雖然外表似美，其實科技並沒有在社會的總體精神進步，反而讓小說中的社會文化倒退。《我們》最先寫成，採用筆記形式，假借一個生活在西元二十六世紀模範公民之口，虛擬一高度數位化，集中統一管理的國家「聯眾國」，所有的人民都以字母及數字編號，身穿制服，隨時遵守著作息表。描寫各色人等的生活與心態，人們按照著理性歸納的「幸福」方程式，過著無慾無求的生活，充滿「含淚的幽默」，。《一九八四》與《美麗新世界》的寫作都受到直接影響。

以現在眼光來看，不管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預言，皆有其真實性、侷限性，具有啟發性﹔但面對新世界必須具備的關鍵概念是其複雜性。正如喬舒亞．雷默 (Joshua Ramo) 在其2009年出版的 《不可思議的年代》 (The Age of Unthinkable) 中提出，現代最大的特徵就是「高度不可預測性」。由於時間與距離極度壓縮，過去彼此孤立的事件與互不干涉的群體，現在都可能因為快速的傳導過程而相互牽連，啟動複雜而難以意料的連鎖反應，尤其是科技的創新更可能釋放驚人的社會改造能量，在短時間內向四面八方擴散。「沙堆」是當代社會的正確模型，世間萬象存在於複雜系統中，創成由落沙式的交互作用來決定，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簡化的邏輯必須被放棄，必須從多重角度看待事物，要習慣辯證式、逆向式、批判性、全方位的思考，尤其要注意事物間複雜而曲折的連結關係。

在如此思考下，未來將無法以現狀做線性的推演，但影響巨大的總體的趨勢將可作為重要的參考，而同時數位科技並非改變現代社會的唯一動力，面對世界主要問題，如失業、經濟不穩定、主權國家式微，民主制度陷入困境、社會疏離等，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未來學家鄂文．拉胥羅 (Ervin Laszlo)在「混沌點：2012」

(Chaos Point 2012 and Beyond：Appointment with Destiny) 一書中直陳人類的文明發展已然危機四伏，高度不穩定，世界變得極其敏感，「混沌點」已然來到。我們處在一個關鍵的轉型期的「決定窗口」。他引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名言「我們不能再用製造問題的思維來解決問題了」 (We cannot solve our problems with the same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從征服（conquest）、殖民（colonization）和消費（consumption）至上的過去，走向聯結（connection）、溝通（communication）和意識（consciousness）至上的未來。在人類文明重要「混沌點」出現的此刻，在意識與作為上、採納全新的道德、想像願景中的新世界，並進化自己的意識－－為新文明的到來做好準備，開啟人類社會的新頁。

面對未來，人類社會必須預想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並找到解決的方法﹔尤其是重新探討人力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從現在開始研究與設計因應未來科技衝擊的政策。如我們接受馬克思「經濟力量主導社會發展」看法，集中在經濟面，看未來的趨勢。首先是人力被具高度智能機器大量取代、流失海外造成的失業問題，以及貧富差距越趨嚴重的現象。約兩千年前，羅馬時代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即曾說「貧富不均是共和國最老而致命的病狀」(An imbalance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the oldest and most fatal ailment of all republics. ) 。是古早以來，即存在的問題，但於今為烈。「全球化」讓財富移動更加便捷，而主權國家失能，社會普遍瀰漫不滿氣氛，民粹容易當道。英國未來學家伊恩．安吉爾(Ian Angell) 早在2000年所出版「新野蠻人宣言」(The New Barbarian Manifesto) 書中指出數位科技根本不是在創造通往「烏托邦」的道路，反而會為多數人帶來貧窮，僅給予少數人不受管制的財富。預言知識經濟中的贏家，即擁有知識，才能與權力的人(新野蠻人)，將聚集於世界〔聰明地區〕（smart　regions），大發其財，逃避納稅。至於落敗者，將面對冷酷的未來。工作是工業時代機制，在新時代漸趨瓦解﹔在工作為機器人取代，或外移時，社會主義，種族主義和宗教偏見等三大惡魔，會利用群眾的經濟不安全感，趁勢而起。這些現象，有很大一部份，已經浮現，亟待尋找妥善方案因應。

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伏爾泰曾說﹕「工作讓人免除匱乏、無聊與犯罪」，對於人力閒置問題樂觀者如2014年初Erik Brynjolfsson與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機械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書中認為人類可藉生產力大增，施行配套社會福利，釋放辛苦工作的時間，來做更有意義的事，但社會上許多人「無所事事」，是否會導致無聊生事與犯罪孳生，是必須要深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關照社會的公平正義，研議施行配套社會福利措施。馬丁‧福特（Martin Ford）近作《被科技威脅的未來》 (Rise of the robots-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jobless future)，呼應經濟學家海耶克、弗里曼等人的建議，建立「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 制度，或「負稅率」制度，可疏解失業衝擊甚至揚棄人必須要有賺取工資的工作觀念，但要得到社會接納，有相當的難度，同時如何降低可能的負面效應，如具有購買力，較容易被誘使吸食毒品、為歹徒詐騙等，也須要深入研究。

在個人方面，面對未來，我們自己又該具備哪些能力？首先要培養不易被機器取代的能力，選擇更有創意而非例行性、非可預測性的工作，需要宏觀視野分析、多面向、多視角、多感知，以及深刻細緻的溝通的技能，具有創意、創新組合能力，努力讓自己更有附加價值﹔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學習善用機器人、與機器人共同工作能力，同時持續關注人與機器人互動問題，不僅讓自己安身立命，也能造福社會，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另一方面，與數位科技攜手並進，而非一昧抗拒，積極投入到智慧型機器人的研發與應用之中，以人類的智力，誘發培育機器人的“想像”力，使明天的機器人成為真正造福人類的智慧化類人機器人，使人類的生活充滿更加豐富的美好想像。同時在倫理哲學、道德層面、安全、宗教等方面做全面的探討、研究、討論，擬訂因應方案。

當機器人具有如人類般的智能，機器人是否安全問題就必須多加考量，有「機器人之父」稱譽的科普作家艾西莫夫曾就此訂出三定律，廣為各界討論研究，此三定律為: 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或由於袖手旁觀，讓人受到傷害。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給它的命令，除非這命令與第一定律相衝突。三、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的存在，只要這種保護不與第一或第二個定律衝突。 後來又另加第零定律，亦即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通過不採取行動，讓人類受到傷害。從對人類友善安全機器人著眼，但仍有相當疏漏。對於發展超級智慧機器人，連現今許多科技巨擘都充滿相當的疑慮，確實需要集思廣益，縝密考量，在軟硬體的發展，確保人類甚至整個文明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