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基會百年-共榮新世紀

 中基會百年-共榮新世紀

共榮新世紀

百載風華 (孫海珍攝)

「庚子賠款」是關鍵字 (李如英攝)

與清華共存共榮

世紀光影

期待屢創新猷

為教育文化事業確立可行模式

很歡迎大家到清華大學來參加今天的『中基會百年: 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本來我原訂的講題為「中基會與清華大學」，但較有文采的先進建議改為「中基會百年-共榮新世紀」，頗為典雅並切題，但須要解釋其中的「共」字是指「中基會與清華大學」。

「中基會與清華大學」共同的關鍵字是「庚子賠款」，因為1911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是由美國第一次退還多索的「庚子賠款」(庚款) 而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基會) 則是在1924年由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而成立；另一方面，第二次退還庚款所以成真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美方認為第一次退還庚款，由於其運用始終以發展教育事業為主，辦理清華大學前身的清華學堂、清華學校以及選送留美學生，為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獨立確立了可行模式，績效良好。

再者，由第一次退還庚款成立的清華基金，又從 1929年起，永久委託中基會保管運用，延續至今，而且目前中基會基金，主要為「清華基金」，嘉惠清華大學尤多。歷年來，清華人在中基會董事會擔任董事長、董事、幹事長者有多人，關係可謂千千重。

清華大學基金之所以交付中基會代管，既是時局變化的結果，也是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堅持。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推動收回教育權運動，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更名國立清華大學，21日，年方三十一歲的羅家倫被任命為校長。

羅家倫到校就職後，動用各種人脈與方法，克服層層困難，甚至不惜提出辭呈，希望「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和獨立，和清華隸屬關係的正規化」，成功將清華基金轉交中基會永久接管。1929年4月30日，行政院訓令外交部、教育部將這項基金移交「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8月2日交接清楚。此後，由於中基會的經營有方，清華基金穩定增長，其孳息專門挹注於清大校務，迄今不輟， 發揮莫大的效益。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北平被閻錫山佔領，清華同學會有人發起「驅羅運動」，5月23日，羅向教育部請辭，後來雖有些變化，羅則始終未回到清華擔任校長。經過約一年多的紛擾，而由梅貽琦校長於1931年12月31日繼任，梅校長穩定學校，成為到1962年逝世為止，包括在擔任北京清華校長、西南聯大主管學校的常務委員，在美處理基金事務，到新竹清華建校與擔任校長，各個階段清華與中基會互動的靈魂人物。

尤其他於1949年與時任教育部長杭立武約定，赴美料理清華在美師生款項問題，於當年12月飛抵紐約，開始與中基會在美成員會商清華基金保管及運用等事宜。1950年3月，「中基會」董事會董事補充會議在紐約召開。新的董事會全體會議，完全支持梅貽琦所持觀點以及基金利息運作原則，以「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名義出面行事，由梅校長主其事，期間，胡適以代幹事長身分致函蔣介石總統，略為: 「經董事會討論決定，清華在台復校原則可行，如何辦理，由梅貽琦校長與臺灣教育部研商決定，」為梅校長返台建校之先聲。

時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回憶說：「梅貽琦在美國的時候，我每次至紐約都去看他，都勸他回臺灣來，而且要把清華的錢用在臺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許多計畫來，他說：『我不願意把清華的錢去蓋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錢為國家作長期的研究工作。那時候國內就有些人對梅先生不甚滿意，認為他是一個守財奴，只肯把錢用在國外，不肯用在臺灣。我最初也這樣想，後來我才知道他並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個想到現在的長期發展科學，至少胡適之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

胡適先生是中基會的重要靈魂人物之一。是清華第二批直接留美生，1927.6.29- 1929.1.3及1929.6.29- 1962.9.14擔任董事，曾擔任秘書、編譯委員會委員長、幹事長，他於 1927 年的「中基會」第三次年會中當選董事，又在隔年年會被推舉為名譽秘書，因而逐步發揮個人影響力，讓「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在中基會內構成一個相對穩定的人際網絡，或可稱作「圈子」。他在北京圖書館館長出缺案，中基會與中央研究院所屬社會調查所合併案，義務教育經費補助案，還有丁文江與任鴻雋兩人發生衝突時，都扮演了居間聯繫及斡旋的要角。胡適等人具有「自信為公家謀最大效用」的「無私」，或許難杜悠悠之眾口，卻也應該給予公允的評價，尤其是在幾次存亡絕續的危急時刻，更能看出他們的理念及堅持。

胡適先生擔任中基會董事，前後達35年。根據中基會檔案，在1929.1.3-4第3次董事會常會中，通過由趙元任取代胡適為董事，但旋即於同年6.29第5次年會，以胡適取代汪精衛為董事，並任秘書之職。同年7.9第18次執行委員會修正通過接收「清華大學基金」及代管「清華大學基金」每月退還庚款的辦法。1930.7.2第6次董事會年會中，通過改組科學委員為會編譯委員會，核定經費五萬元，聘任胡適為委員長。

在胡適逝世後，中基會在胡適墓左前方立有紀念碑，銘文中文部分為:

「胡適先生，在擔任「中基會」董事 (一九二七-一九六二) 三十五個漫長的年頭裡，不斷地給人們一種興奮與鼓勵。他領導的活動，向追求人類的光明路上走著。」後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全體董事敬上，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顯示胡先生與「中基會」深厚關係以及部分宏大貢獻。

正如標題「中基會百年-共榮新世紀」，中基會與清華大學相伴近百年，協助北京清華大學造就「西洋一千年，中土三十年」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學奇蹟，在國府遷台後，更協助清華在台建校，茁壯成長，近年來更進一步與清華攜手弘揚中華文化；新世紀中基會將繼續管理「清華基金」，與清華共存共榮，期待能在穩定發展中，屢創新猷。

木柵菁莪七十載: 政治大學在台建校70週年校慶大會

 木柵菁莪七十載: 政治大學在台建校70週年校慶大會

希年日新

木柵菁莪七十載

四海校友齊歸心

政大人可以引以為榮

很高興能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聯大) 代表身分來參加國立政治大學 97週年校慶暨在台建校 70週年校慶大會；政治大學校慶日，與歷年來新政府就職日同一天，我在十六年前的今天，從新竹北上到國科會擔任副主任委員，本認為將是總統就職典禮的上賓，當天早上，由我督導的國科會人事室主任來詢問，是否要參加典禮，才體會到「不到台北不知自己的官小」，近年來了解，五月二十日是第一任總統蔣中正就任的日子，但選在本日，一說而很有可能是因為九十七年前，政大前身「中央黨務學校」正式成立，由蔣中正出任校長之日，並非純屬巧合，讓人肅然起敬，也是政大人可以引以為榮的。[註一]

政治大學是「台灣聯大」最新的夥伴，從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一日，到現在約三年來，早已成為系統運作堅實的支柱，尤其在脫離新冠疫情後，除例行教務、學務、研發及國際事務外，積極參與「台灣聯大」第一、二屆運動會、「學生幹部培育營」，「與新北市教育局合作開授微課程計畫」、「與國合會合作的海外志工與實習計畫」，同時主辦「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合作計畫」簽約、「與美國政府機構華文教學領航計畫」，今年更接辦「台灣聯大」第三屆運動會、「學生幹部培育營」、策畫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講座，積極主動，全力參與，貢獻良多，是值得深深感謝的。同時「台灣聯大」成立的一個主要考量，是基於各校規模限制，在「四校如一校」宗旨下，發揮整合、卓越、提升綜效，李校長形容，「四校如兄弟姊妹」，相當寫實。

這裡要特別一提，去年九月中與李校長一起參加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合作計畫簽約，活動主要由政大團隊規劃與執行，透過政大校友網路聯絡到當地三十七所華文獨立中學簽約，同時也有幸與參加全球政大校友嘉年華會部分活動，看見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大校友歡聚一堂，表現出對母校的熱愛，令人十分感動，也反映出政大教育的成功，讓海內外校友齊歸心，可喜可賀。

今年 3月7日到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參加 「台灣聯大」與「美國國家中文領航計畫台灣中心」討論會。當天的會議在「羅家倫講堂」舉行，也可能不是巧合，因為羅家倫先生曾先後主持「台灣聯大」四校中政治大學前身的中央黨務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校務約兩年，擔任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校長各約兩年與十年；如爬梳羅先生與各校的淵源，可見:

中國國民黨於1927年成立「中央黨務學校」，於是年5月20日正式通過以蔣中正為校長，5月20日即該校校慶日。

1927年8月12日，羅家倫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籌辦，任副教務主任。蔣下野後，學校各主任也離開南京，羅即受命代理校務。

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更名國立清華大學，21日，羅家倫被任命為校長。

1929年6月27日，中國國民黨將黨務學校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

1930年5月23日，羅向教育部請辭清華大學校長。

1931年1月，回南京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改政治學校為四年制大學。

1932年9月5日，正式就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1941年8月，辭任中央大學校長。

可見羅先生與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的深厚淵源，但目前在台灣紀念羅先生的場館有:

國立中央大學志希館（管理學院）、羅家倫講堂。

國立政治大學志希樓（第一代圖書館館址，今理學院院址）、羅家倫講堂（指南校區達賢圖書館）。

國史館志希樓（國史館新店閱覽室）。

同時2019年，「國立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開講。

獨缺清華大學，不可諱言的是，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北平被閻錫山佔領，清華同學會有人發起「驅羅運動」，5月23日，羅向教育部請辭，後來雖有些變化，羅則始終未回到清華擔任校長。另一方面，羅則對清華有大功勞，特別是設法將庚款「清華基金」轉交「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基會) 保管，讓清華至今仍得以受惠於「清華基金」的支援，這裡我要順便以「中基會」董事身分邀請大家參加五月三十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基會」成立百年紀念會，在該會議中，我將在演講中弘揚羅校長對清華的貢獻，希望未來清華大學能與政治大學、中央大學與「中基會」共同舉辦一些緬懷羅先生事蹟的活動。

最後敬祝政治大學希年日新，校運昌隆，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和樂、事業順利。

[註一]
1947年12月25日國民政府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次年3月29日進行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也決定總統副總統選舉日在4月20日，當時在修改成總統直選前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中第七條規定：「首屆總統、副總統，於當選後二十日內就任。」
在4月20日蔣介石很順利的當選了行憲後第一任總統，但選舉副總統直到4月29日才由李宗仁出線。如果照規定，應在5月19日前就任，因而讓人聯想選擇5月20日，應與當年蔣出任「中央黨務學校」校長日期有關。

卓越創新: 中央大學在台建校62週年校慶大會

 卓越創新: 中央大學在台建校62週年校慶大會

相約在中大

誠於學問，樸於人生

很高興能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聯大) 代表身分來參加國立中央大學 109週年校慶暨在台建校 62週年校慶大會，剛才聽周校長報告中央大學秉持「誠於學問，樸於人生」之校訓精神，致力培養卓越人才、促進學術發展。在過去一年中學術成果有多項創新突破，種種傑出成就以及師生的優異表現，令人十分振奮並感佩，可喜可賀。

「台灣聯大」於去年歡慶二十周年，原先是由中央、交通、清華與陽明大學組成，誕生地正是在中央大學，第一任校長是貴校前校長劉兆漢院士，在各校通力合作下，奠定良好基礎。三年前，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校成為陽明交通大學，剛好又有政治大學加入，所以仍由四所大學組成，但實力更為堅強。「台灣聯大」成立的一個主要考量，是基於各校規模限制，在「四校如一校」宗旨下，發揮整合、卓越、提升綜效，有校長形容，「四校如兄弟姊妹」，相當寫實。

目前系統共有教授約三千三百人、學生約六萬八千人、學術表現在各項指標上，皆為國內大學系統中首屈一指。這裡要特別感謝中央大學，光在這兩年就分別主辦 「台灣聯大」第一屆運動會，以及「學生幹部培育營」，又積極參與「台灣聯大」與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開授微課程計畫、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合作計畫、與美國政府機構華文教學領航計畫以及與國合會合作的海外志工與實習計畫，自始積極主動，全力參與，貢獻良多，是台灣聯大順利運作的強大支柱。

由於本人在過去七年中協助財團法人中技社規劃與執行AI相關議題的研討，每年辦理一次大型研討會及數次座談會，邀請主講人或與談人，都是各該領域的頂尖專家，發現幾乎每次都有中央大學的教授參與，可見在目前最前沿的AI 科技領域，中央大學人才濟濟，是非常值得慶賀與引以為榮的；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周校長多次親身蒞臨研討會與座談會，擔任主持人以及與談人等。

中央大學的辦學目標強調卓越與創新，這實際上也與台灣聯大其他大學不約而同，讓我想起曾先後擔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與政治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先生；羅先生不僅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撰寫《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並為五四運動命名，擔任各校校長期間，廣攬名師，增辦學科，充實儀器設備，有許多創新作法，奠立各校追求卓越基礎，本身就是卓越與創新的典範，尤其羅校長在1932-1941年在中央大學治校期間，使中大蓬勃發展，成長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最為膾炙人口。台灣聯大有今天的成就，各校間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典型在夙昔」，實非倖致。

最後敬祝中央大學校運昌隆，大家健康愉快。